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这也是今年4月最高检部署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之后，首次发布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该批典型案例从检察机关近期办理完结的案件中选出，充分考虑大中小微不同企业类型合规特点，既有针对大中型企业开展的专项合规，也有对小微企业开展的简式合规，典型案例更具代表性。
1997年《刑法》在总则中设立“单位犯罪”专节,对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等问题作出了规定。而且,刑法分则中有不少条文都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
笔者认为，在实务上，如果对本罪中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做上述理解，可能与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十一条作出修改的旨趣不相符合，且有悖于情节加重犯的法理，明显不妥当。
司法处遇，是指以防止犯罪、保障诉讼和刑事处罚及便于犯罪人重返社会为目的而对犯罪人所施加的国家处置和待遇的总体。新时代背景下，以充分运用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非羁押强制措施作为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有效路径，必然会对违反非羁押强制措施行为的司法处遇升格问题提出新要求。
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是检察机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优势，更好推动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2022年4月，最高检会同全国工商联部署全面推开改革试点。笔者认为，当前应把握四个维度，推动涉案企业合规工作高质量发展。
如何量刑原本只是刑事法官最关心的问题，然而，随着认罪认罚制度的实施，多数案件都需要由检察官和被告人在辩护人的见证下进行量刑协商。因此，检察官和辩护人也都越来越关心刑事案件如何精准量刑这一课题。尤其是2021年7月1日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是就量刑问题首次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更是说明了量刑对于法官、检察官及辩护人的重要性。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定义、分类等框架性内容，与此同时，民法典、刑法等增加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数据安全法等关于新兴权利保护的法律也相继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