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推动对企业犯罪治理模式由事后惩戒式向事前预防式转变，由此督促涉案企业自我整改并建立有效合规体系。
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双向衔接过程中，长期存在证据移送制度不畅、正向移送标准不清、反向移送机制缺位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食品安全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高空抛物罪，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高空抛物罪而言，“高空”的确定是该罪适用的关键。
完善民营企业腐败犯罪治理，除了强调企业合规建设与企业文化塑造，还应完善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如通过社会报告制度，要求企业就腐败监测活动、反腐败培训以及腐败案件应对向社会大众公布，以增强其反腐败工作的透明度。同时，加强金融机构对企业对公账户的监管，以防范职务侵占等犯罪行为。
“前置法定性、刑事法定量”的说法，强调其他部门法的违法性决定了刑事违法性，这只不过是一种“僵硬的违法一元论”。这种观点的核心在于：在某个法律领域中属于违法的行为，在刑法上也是违法的，刑事犯罪仅在量上与行政违法、民事违法不同，进而强调在整个法领域中应当对违法作一元而非相对化、差异化的理解。抽象地看，这种主张似乎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