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遵义，这座黔北重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遵义之所以称为无数国人向往的圣地，是因为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因为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导致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路血战，损失惨重，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到湖南时已经只剩下了三万多人，此时，敌人已经在北边部下了重兵，张网以待，企图在那里完全消灭中央红军。而当时的红军领导人博古、李德却依然坚持要从湖南北上，一路上的惨重代价，让红军的上上下下都对最高军事指挥者产生了怀疑，受到排挤的毛泽东同志，此时提出了放弃北上计划，向西进军敌人薄弱的贵州的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赞成。经过激烈的讨论，党中央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突破乌江，1935年1月7日一举攻破了遵义县城。并在这里召开了一场改变党和红军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

说到遵义会议，就不得不说遵义前的三个会议，即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三个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一定的基础。

一、会议背景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但同时也付出了惨痛代价。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后盲目的逃跑主义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党内和红军纷纷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表示不满，党内、军内普遍呼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的北上湘西与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的赞成，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在黎平，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发生在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史称“橘林谈话”，当时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一片茂密的橘林中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确定了基调。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二、会议召开时间、参会人员、地点

1、 参加会议的共有20位领导，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林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2、会议召开时间：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会址：遵义会议的会址是由周恩来选择的，当时周恩来负责遵义会议的具体组织和筹备工作，遵义会议会址选择在遵义老城的柏公馆，开会的会议室在公馆二楼东边的会客室，只有二十多平米，非常狭小。当时天气非常寒冷，还有敌军炮灰的危机，会议召开的条件非常恶劣。

如今，柏公馆的一个小牌楼檐下至今悬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唯一的题字）。

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三、会议内容

因为遵义会议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当中，只有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这是关于遵义会议唯一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根据文献记载，遵义会议讨论了两个议题，第一个议题：决定和审查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的问题；（为什么讨论，事关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最后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所决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在黔北建立苏区的决定”）；第二个议题：检阅反五次“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这是会议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也是会议交锋的重点。

据《红军长征史》记载：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会议是由博古主持，进行了三天。

第一天会议，博古代表党中央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这一报告被称为“主报告”，博古在这次报告当中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要承担的责任说得轻描淡写，他认为红军为什么不能取得反五次“围剿”的胜利，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同时他还提出白区瓦解敌军的工作的薄弱、游击战争的薄弱、其他各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不够，也是反五次“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博古的报告讲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听了之后非常不满意，不同意报告将五次反围剿失败归结于客观原因；随后周恩来代表中革军委做了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被称为“副报告”，周恩来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即主观原因，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报告之后，博古提议就他和周恩来的报告进行讨论，张闻天第一个出来发言，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就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就是犯了单纯的防御错误，张闻天针对博古的报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为遵义会议定下了“基调”，这个报告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反报告”，遵义会议上一个“主报告”、一个“副报告”、一个“反报告”，讨论最后第一天不欢而散；

第二天会议，一开始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以往发言中，毛泽东都是先听意见后发言，而且都是即席发言，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当中，明确的指出反五次“围剿”军事上的错误，主要是单纯的防御路线，这个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冒险主义；防御时——保守主义；突围时——逃跑主义。

毛泽东还列举了四点错误，一是堡垒对堡垒；二是兵力分散；三是军事上没有很好的利用福建十九路军的事变；四是在战略方针上迟疑、防守时的、突围时的仓促出击，毛泽东还尖锐地批评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支持。

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刘伯承等人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毛泽东出来指挥。朱德甚至表示，再这样错误指挥下去，我们很难跟着走下去。听到总司令这样说，所有人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会议的结论是：博古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的，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不是客观的原因，是主观领导上的疏忽，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肯定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之前反围剿在军事上的正确的指导原则，同时遵义会议明确了责任，反五次“围剿”军事上的错误，必须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负责，而且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做了四个决定：1、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2、指定张闻天负责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核、审查后，发到支部进行讨论；3、常委进行再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四、会议意义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3月下旬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云南当局急调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这次会议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不仅是历史的转折点，也依然给予现实照亮道路，不实事求是，不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实践，注定走不好自己的路，别人的模式或许可以复制，但是仍然在应用中要学会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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