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临潼的骊山风景区内，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下榻在“五间厅”内，这天早晨五点半左右，担任蒋介石外围警卫的东北军卫队营长王玉瓉带着部队往里冲，遭到蒋介石警卫的拦截并发生枪战，很快东北军的部队进入蒋介石的住室，王营长发现蒋介石的衣服甚至假牙都原封不动，被子还有余温，断定没有走远，率部队就向后山追去，最后在一个山洞的石缝里面，架出了蒋介石。与此同时，在西安市内的第17路军，也就是杨虎城的部队，事先约好在华清池采取行动的同时，就把蒋介石带来的几十名军政大员都控制起来，这就是闻名于世的西安事变。
前因
西安事变的起因很多，主要是三个方面：一，蒋介石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要消灭共产党和其领导的红军，实现他的独裁统治，还不断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向红军发动进攻，要围剿共产党和红军；二，张学良、杨虎城不愿意打内战，要求停止内战，积极抗日；三，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之下，西北内战基本已经停下来了，准确一点讲，西北的内战是从1936年年初开始，达成了秘密协定，互不侵犯，解除封锁，互派代表，长期驻扎在东北军和17路军，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西北的同盟，这个同盟的前提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联盟形成以后，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西安事变的发生，看似偶然，实际上有着很复杂的很曲折的因素。
张学良就剿共问题与蒋介石有过激烈的争吵，蒋介石非常恼火，不止一次来到西安亲自督战二人的部队，对共产党进行围剿。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飞到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发生尖锐冲突。 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蒋介石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犹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 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张学良问杨虎城“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虎城趁此机会问张学良是否有抗日决心，如果有，可趁“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学良听后愕然，沉默未语。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督战，并威胁张、杨说，如果不愿意剿共，就把东北军调到福建，把17路军调到安徽，二人在苦谏无果的情况下，决定采取武力解决，12月9日，正是北平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几千名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从西安城步行到临潼，当面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看到学生的爱国热情，张、杨悲愤交加，下定决心要采取措施，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最终发生了西安事变。
各方态度
南京政府。面对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南京方面受到了震动，蒋介石被抓的当天，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议怎么应对西安事变，基本是两种主张，一种主张以何应钦（实权派、亲日派）为代表，主张派中央军去围剿张、杨二人的部队，派空军去轰炸西安；另一派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属于英美派，不希望国内在发生新的内战，如果内战爆发，日本正好趁虚而入，就损害了英美各国的利益。
苏联。苏联和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因为他们也面临侵略的危险，特别是在东方，很担心这个事情搞起来之后对苏联的安全不利，但是他们存在一个误区，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做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他们认为张、杨二人是受了日本人的影响，由日本人推动来发动这个事变。
共产党。西安事变的当晚，张学良将消息通报中央，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通知事情发生，一封是邀请来共同商议解决。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慎重分析西安事变的情况和将要采取的对策。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看法认为，西安事变是一个革命行动，我们应该支持；周恩来说面临着西安事变带来的新形势，军事上要做准备，准备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因为对方很可能趁机来到西北。但是在政治上不和南京政府相对立。后来共产国际也来电报，最终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经过
事变后，宋美龄派了一个英国记者，端纳，来到西安探听情况。端纳曾经是张学良的老师和顾问，后来也当过蒋介石的顾问，所以双方都能接受。他到了西安，马上和张学良彻夜长谈，也见了杨虎城，张、杨二人反复跟端纳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没有危害领袖的意思。于是他就把二人的态度迅速传到南京，后来南京、上海的主流媒体都在讲二人没有伤害蒋介石的意思，把舆论稳定下来了。与此同时，南京军事讨伐的舆论非常高，在事变的第二天，何应钦就调动各方面的部队甚至派飞机侦查西安上空的位置，准备轰炸西安。形势非常紧张，宋美龄听到后坚决反对，担心蒋介石没法活下来，还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端纳，端纳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就写了一个手令，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动武，蒋鼎文手持蒋介石的手令回到南京，因为怕何应钦不接受，就直接把这个手令在南京、上海的报纸上登出来，让其不接受也得接受。宋美龄也和何应钦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停止军事行动三天。
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后，周恩来应张学良的邀请，在12月17日到达西安，当天晚上两人彻夜长谈，把为什么发动，发动后的各方动向都告诉周恩来。之后周恩来和张、杨两人分别交谈，和他们的高级将领也交流意见。12月22日，宋美龄来到西安，因为和何应钦约好三天不动武，所示时间很紧张。蒋介石见宋美龄来了，非常激动，宋劝他不要再固执己见，应该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还告诉他南京政府有人搞小动作，准备炸平西安。蒋介石觉得要分步进行，让他们和周恩来联系，表示西安事变的解决，没有共产党参加不行，所以宋和周又在一起进行了交流，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虽然两人私交不错，但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蒋介石不愿意和共产党交流，宋美玲又做了工作，蒋介石就同意了，这时已经12月24日晚了，宋陪着周来见，蒋介石表示不舒服，不说话，周恩来也没有勉强他，看望一下就退出来，后来周恩来提出还是要面谈，25日上午，周和蒋进行了交谈，周提了三点要求：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中共要派代表去南京和国民党保持接触，蒋介石只接受第2、3条，对于第1点不表态，各个方面谈了好几次，最终蒋介石承诺联合各个方面共同抗日，在民族危难之际，建立联合战线，但是不愿意在条款上签字，表示以领袖人格担保。
落幕
虽然蒋介石不肯签字，但是张学良却同意放蒋，杨虎城对此深感不安，并与张学良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据《宋子文日记》披露，12月24日当晚，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交谈，杨虎城反对释放蒋介石，为此与张学良激烈争吵。杨虎城觉得这样放人放得不明不白，至少也得让蒋介石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虎城不满地离去。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左右，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已经决定放蒋回南京，杨虎城示意劝阻，但张学良已然不允许他再辩解了，只是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杨虎城措手不及，只好服从。 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
后果
张学良先是被南京军事法庭判为10年徒刑，后改为终身监禁。但在监禁地却能享受超乎一般的优待，他的两个夫人先后亲密陪伴，各类服务人员像伺候在任的高官一样，精心伺候，有求必应。1960年代，张学良在狱中和赵四小姐举行婚礼，轰动整个台湾，大小官员纷纷祝贺。1975年蒋介石去世，张学良马上获得自由，到美国定居，一直活到101岁病故。
杨虎城被蒋介石撤销了所有职务，后又被逼到欧洲进行考察。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多次要求回国抗日，回到香港后被蒋介石诱捕，一直囚禁。1949年，蒋介石在全面溃败，逃到台湾时，密令特务将杨虎城及其妻儿杀害于重庆。
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内容来源：《百家讲坛》、“学习啦——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