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酝酿上市之前,曾在支付宝等旗下平台中宣传其“战略配售基金”,因错过发售期限,我未能购入分文,甚觉可惜,如同错失亿万财富,而今再看,却感到万分庆幸。值蚂蚁科技IPO之际,爆出有关部门约谈马云、井贤栋等蚂蚁集团高管的消息。11月3日,上交所正式发布《关于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决定》,中止了蚂蚁集团的融资之路。原定于上周一上市的蚂蚁集团公司股票何时能够正式上市,监管部门、蚂蚁集团均未给出准确回应,曾经备受瞩目的“网红股”如今突然被“打入冷宫”,引得舆论一片哗然。
蚂蚁公司的上市之路争议不断。从开始筹划到最终暂缓上市,网友的评价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嘲讽永远大于鼓励,批评永远多于支持,上交所作出的决定似乎也站在舆论这边。
为何蚂蚁集团的口碑急转直下?为何马云近期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有些问题需要好好捋一捋。
科创板为谁而设?
证监会在《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在上交所新设科创板,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中高端消费,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由此可得出,科创板的主体是从事高新技术研发、科技产品生产的创新型企业,简言之,科创板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而设置。中微公司、寒武纪等都是科创板的适格主体。
蚂蚁集团是否属于科创板的适格主体?
蚂蚁集团,全称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名称上看,似乎与普通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并无二致。然而,蚂蚁集团所从事的业务是金融服务,旗下的花呗、借呗本质上是民间借贷平台,消费者从这些平台中提取贷款,到期偿还本金和利息,与银行发放贷款行为类似。除了自有资金外,蚂蚁通过研发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Fintech)技术筛选信用良好的借款人,降低信贷风险。尽管,蚂蚁集团在某些信息技术的研发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其主营业务收入却来源于金融服务费用,简单来说,蚂蚁的主要利润来自“钱的经营”而非“科技变现”。《实施意见》明确指出,科创板面向的是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促进新兴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蚂蚁集团本身不从事生产制造,也未投身于战略新兴产业,在科创板上市自然引来争议与诘问:如果以金融服务为主营业务的蚂蚁集团可以在科创板上市融资,那遍布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有朝一日是否也会占据科创板一席之地呢?
有人说,蚂蚁集团的科研部门的确创造了多项专利,这在Fintech业内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国有银行也在从事金融科技的研发工作,却从未有人将银行视为科技企业,银行的本质依旧是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披上金融科技的外衣仿佛摇身一变,位居殿堂,享受科创板的福利待遇,这对那些真正的高科技创新企业是有失公允的。
花呗、借呗的心机
马云又火了。“马爸爸”在今年外滩金融峰会上炮轰中国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在贷款时强制要求抵押和担保,最终导致需要贷款的企业得不到帮助,而贷款需求不高的企业却获得大笔资金;同时他还指责《巴塞尔协议》是老年人俱乐部,思考的是已过时的金融体系风险问题。
被马云炮轰的“当铺思维”是否已经过时?人们去银行办理贷款是需要提供抵押担保的,比如住房按揭贷款中,抵押物就是所购房产。而且银行贷款普遍存在抵押率的要求,一套住房的估值为100万元,那么最终到手的贷款金额可能只有70万元,剩下的部分需要自行支付。这是银行为降低自身风险所做的合理选择。如果银行大幅提高信用贷款比率,一旦贷款人还不上钱,这些贷款就会成为银行的不良资产,使银行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降低,久而久之,就要面对破产的局面。《巴塞尔协议》规定了银行最低风险资本要求,并提供了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实际上强行提高了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是有利于各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的。
蚂蚁旗下的花呗与借呗则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假如蚂蚁本身有10亿元的资本金用于放贷,这10亿一小部分来自自身,大部分则源自金融机构合作伙伴,这笔资金需要一个漫长的还款周期,而蚂蚁又希望迅速回笼资金,此时,这笔流动性较差的债权就会被包装成不同的理财产品或有价证券兜售出去,然后再把所得收益作为下一笔信贷资金借给其他人,并重复上述环节。经过无限循环之后,蚂蚁实际上只用了10亿元,撬动了10倍甚至百倍的信贷资金。1这一过程被称为资产证券化。借助资产证券化层层复杂的设计,蚂蚁集团获得了高额的利润,真正的风险被转移给了理财产品的购买者,一旦某一环节出了问题,首当其冲的也是他们,严重的甚至会危及金融稳定。利润留给自己,风险转给别人,加上杠杆的加持,这等好事自然成为金融服务平台鼓吹的模式。
马云指责银行抵押贷款的模式将大批小微企业拒之门外,而蚂蚁又为小微企业提供了多少贷款呢?蚂蚁集团招股书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蚂蚁集团微贷科技平台促成的信贷余额为2.15万亿元,其中小微经营者信贷余额为4217亿元,占比仅为20%左右,而消费信贷余额为1.73万亿元,占比高达80%,说到底,信贷资金还是流向了普通消费者手中。
有意思的是,就在四部门联合约谈蚂蚁高层的当天,银保监会起草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意见中明确指出小贷公司主要服务于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通过银行借款、股东借款等非标准化融资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倍;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4倍。蚂蚁通过资产证券化绕过监管空手套白狼的日子就要一去不复返了。
超前消费的无底洞
有需求才有市场。花呗、借呗、京东白条以及五花八门的网贷平台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恣意生长,就在于人们超前消费的需要给与了它们生存的土壤。“70后存钱、80后投资、90后负债,而90后的父母在替孩子还贷”,生长于温室之中的90后、00后没有经历过社会的苦难、生存的考验,不懂得柴米油盐的艰辛和金钱的来之不易,缺乏理财意识和风险意识,加上商家无休止的宣传和引导,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选择了超前消费的方式。消费与收入水平应当成正比,在收入可负担的领域适当提前消费无伤大雅,为了与自己收入不匹配的生活而过度透支则是一种不健康的消费观。无法及时偿还借款,新的借款又源源不断,本期的利息又记入下期的本金,这种滚雪球式的负债最终陷入恶性循环,债务人无力承担,因此造成的悲剧时有发生。
疫情期间,中国之所以能够顺利实施封城政策,一方面源于政府出色的统筹协调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人储蓄的传统为封闭式的生活提供了后勤保障。家中有余粮,手里有余钱,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使我们能够应对暂时性的社会危机。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年轻人在消费方式上应当作出更谨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