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经济学家黄有光声称，为解决男多女少的情况，应考虑一妻多夫的婚姻。这个建议在网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至今仍有人在讨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古代中国存在的一种邪恶的婚姻现象——典妻。

所谓典妻，即典当妻子，丈夫将妻子典当给他人，受典者即被称为典夫，出典的丈夫会与受典人签订契约，约定典妻的时间、价格及其他事宜，期限一般为3至5年，典价以妇女的年龄大小、典租时间长短而定。在约定的期限内，典夫可以对被典出的妻子行使任何丈夫可以行使的权利，所生下的孩子也归受典人所有。所以典妻也被称为“借肚皮”“租肚子”。典妻现象出现的时间很早，有的说是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有人说《汉书·贾捐之传》中“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就是对典妻制度的描述。典妻是贫困的产物，据《魏书·列传·卷三十二》记载，北魏时期“征责不备，或有货易田宅，质妻卖子，呻吟道路，不可忍闻”，《南齐书·王敬则传》也提到“浙东五郡，丁税一千，乃有质卖妻儿，以充此限”，而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根绝。

在长期的发展中，典妻甚至演化出一套仪式。古代汉族婚姻仪式，从议婚到完婚一共经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环节，即六礼。而典妻这样一个邪恶的婚姻现象居然也有一套类似的仪式，需经历媒证、订约、下聘、迎娶等环节。

典妻现象本质是把妇女作为可以买卖、租赁，可以标价的物，被出典的妇女也往往生活悲惨。柔石所创作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就描这样一个备受压迫的妇女。在小说中，黄胖以100元的价格、为期三年将妻子春宝娘典给邻村一个五十多岁的秀才，为其生子承继香火。被典出后，春宝娘不仅被迫与五岁的儿子春宝分离，在秀才家中，春宝娘还要承担着为秀才生儿子，并承担仆人的体力重活，即使在自己儿子春宝重病的情况下也不能回家看望一下。后来春宝娘真的为秀才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孩子起名秋宝。在秋宝二岁时，典期届满，春宝娘又再次被迫骨肉分离，而当她回到家中时，春宝已经不认得她了。

典妻意味着一女侍二夫，这明显与古代倡导的女子贞洁的道德观相违背，但同时，正如刚刚提到的《为奴隶的母亲》，受典人受典他人妻子的主要目的是生育，即传宗接代，传宗接代这一价值在位阶上显然是高于女性的贞操，或者说贞洁观被迫屈服于传宗接代的现实需求，这是这一现象被社会所能接受的价值观基础。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对妇女尊严极大摧残的制度，如在浙江省嵊县，《晋溪姚氏总谱》中记载过一个“烈女”的故事，屠氏是姚旭辉的妻子，因家中贫苦，姚旭辉打算用妻子换点钱，屠氏苦苦哀求丈夫和公婆，但没有人听她的，屠氏无奈只好跑回娘家，丈夫姚旭辉扬言要将她强行夺回来，当天晚上，屠氏偷偷离开家，到一个水潭边，抱起一块大石头，一头扎进潭水中自尽。

古代法律其实对典妻是禁止的，如《大清律例》中就规定了对典妻的处罚措施，但又强调“今之贫民将妻女典雇于人服役者甚多，不在此限”，这就意味着基本上放弃了对典妻行为的处罚。

典妻现象的本质是对女性的异化，女性完全成为夫家的商品，是用于生育的工具，这里既有封建道德的原因，和贫困也有巨大的关联，这些现象没有破除，对女性的压迫就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在今天的东南亚有些国家，租妻现象仍然十分普遍，甚至成为某些国家吸引外国游客的标签，我认为这和典妻有着类似的社会根源。